和昶热评丨社区（村）实施隔离措施指南
在疫情全球肆虐之际，社区（村）是防控的中坚力量，也是防控措施的直接执行者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对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但是，同时也应当看到，有的社区（村）在防控过程中，执行隔离措施时出现一些问题，不仅损害了基层组织的威信，也影响了防控的效果。
这一方面是出于疫情防控的紧迫性，导致措施过当；另一方面是对措施的法律性质理解不到位，导致措施过当。
那么，隔离的法律性质是什么？如何实施，才能实现合法又合理呢？
根据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两部法律，对隔离措施的实施可以分为两类：
一是对病人、疑似病人、病原携带者及其密切接触者，进行隔离治疗或者医学观察，由医疗机构专门负责，社区只负责联系、转运等辅助性工作；
二是预防性隔离，针对的是，出现甲类传染病病例的场所或者该场所内特定区域的人员。
由此可见，社区（村）只能具体执行预防性隔离措施。
根据对“场所”一词含义的理解，预防性隔离的范围，至少应具体到楼栋、单元，也就是要限定在出现病例的楼栋、单元，范围不能扩张。
在实施过程中，超范围预防性隔离是最明显的问题。
比如，一小区某一单元出现感染者，就封闭整个小区。
还值得强调的是，实施预防性隔离的决定权，是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。
同时，要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，由上级政府决定是否予以批准。
如果不予批准，预防性隔离应当立即被解除。
法律没有详细规定预防性隔离具体怎么实施，但是任何措施都不能突破宪法的底线。
实践中，主要方式是让居（村）民居家。在具体执行中，不容忽视居（村）民的以下基本权利：
第一， 住宅权和人身自由权。
通过媒体，大家关注比较多的，主要是让居（村）民上交钥匙、反锁房门、拉铁丝网等“硬隔离”措施。
这就涉及到公民的两大基本权利。
住宅，既是每个公民的私人财产，也由此让公民获得安全居住的权利。
要求上交钥匙，拉铁丝网，无疑侵犯了公民的住宅权。
反锁家中，则是直接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。
这种强制性措施，只在针对违法犯罪分子时才能被执法机关使用，用在被隔离的居（村）民身上，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。
第二， 生命权。
生命权，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，它的实现有赖于基本的生存物质保障。
在上海的疫情防控中，出现过多起居（村）民“断粮”的事件，对居（村）民的正常生活造成很大影响。
如果要求居（村）民居家隔离期间“足不出户”，又没有相应物资，无疑是对生命权的侵害。
除法律规定的隔离措施以外，其他预防性措施，更不能突破法律的底线。
社区（村）作为预防性隔离措施的执行者，执行的程序是：发布隔离规定及违反规定的后果→监督执行→发现违规者，交由相关部门处理。
也就是说，我们首先假设居民会遵守隔离措施，只有在出现不遵守的情况时，才交由有关部门处理。
但是，“硬隔离”出现的原因在于，执行的逻辑出了问题。
社区（村）先假设居（村）民不遵守隔离措施，所以要求上交钥匙、拉铁丝网进行封闭。
这不仅侵犯了居（村）民的基本权利，社区（村）本身也是一种越权行为。
社区（村）只需发布隔离规定，并监督执行。
如果出现违反隔离规定的情况，比如，有人擅自外出，就应该交给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、行政处罚法等，对其进行处罚。
严重的，甚至可以移交公安作为犯罪处理。
在疫情期间，已经有不少因违反隔离政策擅自外出，被刑事处罚的案件。
2020年初，常某从武汉回到北京后，未执行如实报告和居家隔离规定，多次出入公共场所。后常某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，导致28人被隔离观察。常某被认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。
所以，社区（村）在法律的范围内执行隔离措施，才是法治的逻辑。
社区（村）作为预防性隔离的直接执行者，在平衡保障人权与疫情防控的情况下，需要做的是：
第一，以口头或者宣传页方式，明确告知被隔离人员在隔离期间：不擅自外出、避免与他人接触、不接待访客等，告知出现紧急情况后的处理方式。
同时，应告知其如果违反隔离规定，可能会被行政处罚、行政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。
第二，监督执行隔离措施。
卫健委关于新冠肺炎防控方案中提到“人防+技防”，技防包括利用电子围栏、电子报警器等，监测人员是否外出。
对于有擅自外出的，社区（村）可以及时劝阻。
对于违反隔离措施的情况，社区（村）不具有强制力，在劝阻无效后，应及时联系公安机关，由公安机关根据具体情况，决定强制隔离、行政罚款、隔离后行政拘留等。
第三，保障居（村）民基本生活。
“民生无小事”，物资供应关系到居（村）民的生命健康，社区（村）是保证居（村）民拿到物资的最后一道关卡。
在物流不通畅的情况下，社区（村）需要有送货上门、安排居（村）民在特定时间、特定地点、领取物资等方案。
总之，社区（村）在执行预防性隔离措施中，依法依规的关键是：保障民生和权利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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